梁启超对于国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

   前记  本文曾在《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发表，发表时因限于篇幅，故略有删节。今将原稿展布于此，一为当前热闹非凡的国学问题讨论提供一些历史性的参考资料，二为就正读者方家，以补正笔者认知和记述上的错误与疏漏。此记。

   大家都知道晚年的梁启超是一位著名的国学大师，他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四大教授之一，同时也到其他学校授课和演讲，他给青年学子开过《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讲过《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他著作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以及墨子研究、佛学研究等等，都是国学研究方面的经典性著作，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不过，本文想要说的是，梁启超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在现代国学研究开创期的开创作用、推动作用和示范作用。

              上篇  “国学”观念之产生与概念之界定

       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一本《国学讲话》，作者王缁尘一开头就指出：“国学之名，古无有也。必国与国对待，始有国家观念，于是始以己国之学术称为国学。”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过他又说，“国学之称始于清末，首定此名之人，今已无从确知”。当代学者大多认为“国学”一词1902年才开始出现，但究竟谁是首创者，仍然无从确指。

       对此笔者亦不敢断言。不过笔者认为，国学观念的出现，原是时代思潮的产物，在不能确定发明者“第一个人”的情况下，不妨先圈定“第一批人”，并且认为梁启超是这第一批人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对外界的发展变化闭目塞听，盲无所睹，坐眢井以观天地，以为我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声名文物，惟我独尊，以至战争爆发时，中国人连自己面对的敌人是什么样子都浑然无知。这样，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开眼看世界，就是了解自己面对的敌人。于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便在抗英斗争的第一线率先开始了采访夷情、翻译西书的工作，并组织翻译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新书《四洲志》，后来又经魏源将其发展扩充至皇皇百卷的被称为当时关于外国情况百科全书的《海国图志》。是为近代中国人主动输入西方文化知识之初阶，不过那时人们还把西方文明称为“夷情”、“夷事”、“夷技”、“夷言”，潜意识里透着一丝鄙夷，还没有所谓“学”的概念。

       到洋务运动时期才有了“西学”之称，而且认为那是一种可以帮助国家致富求强的学问，尊重的成分提高了，因而学习的愿望也增长了。1861年洋务派理论家冯桂芬发表《采西学议》，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建议，实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蓝本。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洋务派最高首领奕訢在奏折中说：“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这说明，此时西学已被主流意识所承认，并且取得了可以和中学相抗衡的地位。

       到维新运动时期，西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有时也被称为“新学”，传统学问则被贬为“旧学”。谭嗣同就称自己三十岁以前著作为“旧学”之作， 诗作为“旧学之诗”，三十以后则为“新学之诗”，前后的界限约在1895年。此后“新学”之名甚至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也可以通行无阻了，例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总署《议复李侍郎推广学校折》说：“近日风气日开，士崇新学，词林郎署，愿就同文馆肄业者颇不乏人。”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序》中承认，中国所以备受列强欺凌，是因为学问不如人，西学优于中学，且二者之间已经有着数百年的差距。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说：“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他们都有抑中扬西的倾向，这时已经有了西学压倒中学，或曰新学压倒旧学的趋势。

       不过，上述的中、西、新、旧之说，从思想意识上说，还是文化主义的，还没有涉及“国”的概念。“国学”与“外学”的对立，产生于国家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盛行以后。梁启超是二十世纪初最先倡导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国学的观念从他这里萌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避居日本，观察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1899至1902年间，陆续发表了《爱国论》、《瓜分危言》、《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灭国新法论》、《新民说》等重要文章，指出，西方列强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工业和商业的惊人增长，导致经济生产过剩，必须在欧洲之外寻找新的倾销市场，现在世界各地已被他们瓜分完了，只剩下一个在“东方大陆有最大之国、最腴之壤、最腐败之政府、最散弱之国民”的地方，于是便“如群蚁之附膻，如万矢之向的，离然而集注于此一隅”。（《新民说》

       况且今天的民族帝国主义与古代的帝国主义完全不同，昔者如亚历山大、查理曼、成吉思汗、拿破仑，皆尝抱雄图，务远略，欲蹂躏大地，吞并弱国，但是“彼则由于一人之雄心，此则由于民族之涨力；彼则为权威之所役，此则为时势之所趋。故彼之侵略不过一时，所谓暴风疾雨，不崇朝而息矣；此之进取则在久远，日扩而日大，日入而日深。吾中国不幸而适当此盘涡之中心点，其将何以待之？曰：彼为一二人之功名心而来者，吾可以恃一二之英雄以相敌，彼以民族不得已之势而来者，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新民说》）

       梁启超反复强调，“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论民族竞争之大势》）“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一二草野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患。”（《新民说》）也就是说，必须培养出具备新道德的适应新时代的新国民。他号召新国民一定要有国家思想，要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要知爱朝廷不一定是爱国家，“朝廷为国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要保证国家的独立，“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要放弃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世界大同那是一万年以后的事，当此竞争世界，国家是参与竞争的最高团体，故“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新民说》）

       怎样才能培养出新国民来呢？梁启超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才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两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一人如是，众民亦然。”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釐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新民说》）

       他要求保存而勿失坠的那些东西，简言之，就是自周秦以来延续下来的传统学术思想与精神文化。但是这样说还是不简，因为要经常提到，所以需要找一个更简单而又响亮的代名词。以前用的“中学”、“旧学”之名，现在觉得不新鲜了，“旧学”听起来更不顺耳，于是便试着用别的名称。拿梁启超的文章为例，他用过“周秦古学”（《论中国人种之将来》，1899），“中国之学”、“汉学”（《爱国论》，1899），“国粹”（《中国史叙论》，1901）等。

       至于“国学”一词，在梁启超的文字中最早见于1900年，这年5月，他在《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中与老师讨论自由之义，其中说道：“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5页）不过这里的“国学派”一词语意朦胧，难明所指。

       1902年，梁启超郑重地使用了“国学”一词，并且计划办一份《国学报》，去信向黄遵宪报告，并请他参与其事，黄遵宪回信说：

              《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         学史》，公谓何如？公言马鸣与公及仆足分任此事，此期许过当之言，诚不          敢当。然遂谓无编足任分撰之役者，亦推诿之语，非仆所敢出也。

              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         恃此足以立国矣。虽然，持中国与日本校，规模稍有不同。日本无日本学，   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  形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己身在亡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 之说起。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开  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     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 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国力之弱至于此极，吾非不虑 他人之搀而夺之也。吾有所恃，恃四千年之历史，恃四百兆人之语言风俗， 恃一圣人及十数明达之学识也。公之所志，略迟数年再为之，未为不可。此 大事，后再往复。粗述所见，乞公教之。（光绪二十八年八月黄公度《致饮          冰主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2-293页）

       黄遵宪的这封信很重要，它提供给我们很多信息。第一，1902年梁启超要办《国学报》，并已拟出了一个“体大思精”的纲目，说明他对“国学”的概念已经有了成熟的意见。黄的信中未对“国学”一词进行讨论，说明已非初用，很可能在他们的圈子里已经达成了共识。第二，梁启超办《国学报》的目的是“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这同他在《新民说》中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所谓“新民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新民说》主要承担的是“采补其所本无”的任务，而企图让《国学报》承担“淬厉其所本有”的任务。第三，黄遵宪为什么要“持中国与日本校”？原来“国粹”一词起初也是借用于日本，保全国粹运动本来也是日本人发起的。（黄节《国粹学社起发辞》：“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吾有取于其义云尔。”又黄节《国粹学报叙》：“昔者日本维新，归藩覆幕，举国风靡，于是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撰述杂志，倡国粹保全，而日本主义卒以成立。”）黄遵宪认为，日本提倡国粹是迫不得已的，而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大开门户， 容纳新学”，中国的国粹和日本不同，是中国固有的，是有生命力的，丢不了，别人也抢不去，所以保存国粹的工作可以暂缓数年进行。黄遵宪的意见其实很符合梁启超当时的思想状态，他很可能是接受了黄的意见，所以《国学报》没有坚持办下去，在此后的两年里，也没有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使用“国学”这个词。第四，黄遵宪建议梁启超根据拟定的《国学报》纲目写一部《国学史》，其实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梁启超已经在进行这项工作了，那就是自1902年3月起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形式研究和发表的关于“国学”的著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这篇著作共有七章，前六章发表于1902年，第七章《近世之学术》发表于1904年下半年。在这一章的第二节中，梁启超便正式使用了“国学”一词。他在介绍了惠栋、戴震及相关学派后说：“惠、戴之学固无益于国人，然为群经忠仆，使后此治国学者省无量精力，其功固不可诬也。二百年来，诸大师往往注毕生之力于一经，其疏注之宏博精确，诚有足与国学俱不朽者。”又说：“平心论之，惠、戴之学与方、姚之文等无用也，而百年以往，国学史上之位置，方姚视惠戴何如哉？”（《饮冰室文集之七》第94、95页）

       在这一章的结尾处，梁启超则把“国学”与“外学”置于相对的地位，说了一段掷地有声的话：

              戊戌庚子以还，日本江户为懋迁新思想之一孔道，逾海负笈，月以百计，     学生阗黉塾，译本如鲫鱼，言论惊老宿，声势慑政府，自今以往，思想之革      命沛乎莫之能御矣。今始萌芽，虽庞杂不可方物，莫能成一家言，顾吾侪今     日只能对于后辈而尽播种之义务，耘之?之，自有人焉。但使国不亡，则新 政府建立后二十年，必将有放大光明、持大名誉于全世界学界者，吾護诸我     先民，吾能信之。虽然，吾更欲有一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 国学，惧国学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 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 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按指严复） 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欲以国学为我青年 劝也。（《饮冰室文集之七》第104页）

       梁启超的这段话与上述黄遵宪的信一样，也很重要，我想着重指出两点：

       第一，它间接告诉我们，梁启超所谓“国学”的涵义是什么。他说，“此吾所以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再一次点明他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用意。说“再一次”，是因为两年前初发此文时，他已在《总论》中表达过这层意思，不过当时他使用的词语是“本国学术思想”和“本国学问”。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梁启超所谓的国学，其实就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代名词。在此文中他将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的变迁分为八个时代：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春秋末及战国为全盛时代；两汉为儒学统一时代；魏晋为老学时代；南北朝、唐为佛学时代；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近二百五十年为衰落时代；自今日起当为复兴时代，并分别对前七个时代的学说、流派、代表人物等进行了分析和评判。我们可以认为，在这里，他实际上对国学的研究对象和适用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无异于告诉青年：我这里介绍的内容就是所谓国学。他的这个界定基本上是科学的、准确的，后来（包括今天）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基本上都没有出此范围。

       第二，它表明，这时候提倡国学的有两个派别：“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从此而消灭”，此为一派，为表述方便，我们姑且借梁文的意思称之为悲观派；“吾不此之惧也”，为另一派，不妨称之为乐观派。

       乐观派以梁启超我代表，还有黄遵宪、马鸣等及稍能突破康有为思想樊篱的梁启超的师兄弟与门人弟子等。

       悲观派可以邓实为代表。邓实是早期倡导国学最有力的人物之一，他自1902年起主持《政艺通报》，宣传爱国救亡思想。1903年曾倡议筹建国粹学社，也曾计划出版《国学报》，后因故中辍。1904年，见“欧风东渐，国学几灭”，“抱学亡国亡之惧，乃著为《国学保存论》、《国粹学》、《明末四先生画像记》等篇，思以止横流而维学风之弊，使天下皆知吾学以爱吾国，则学存而国不可亡”。（邓实《第七年政艺通报题记》）从这些情况看，他之提倡国学起步似只比梁启超略缓半拍，虽然两人先后都有办《国学报》的计划，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和梁启超有过沟通，也许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影响来源，那就是日本的国粹运动。

       1904年以后，梁启超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和革命派论战及宪政运动中去，国学研究虽还在进行，但并没有特意打出国学的旗号。

       邓实则于1905年初在上海主持成立了国学保存会，高张“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旗帜，发行会刊《国粹学报》，并陆续进行开办国学讲习会、编辑国学教科书、刊行《国粹丛书》、设立藏书楼等项活动，得到许多知名人士的拥护和支持，黄节、章炳麟、刘师培、陈去病等纷纷加入，并且成为中坚。入会者和撰稿者都是真正的学问家，他们对这项工作是由衷地热爱，认真地投入，所以的确对国学研究的开展和国粹资料的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学”一词的流行和被社会所接受，《国粹学报》诸贤与有功焉；他们利用“尊王攘夷”、“外夷内夏”等传统思想进行的“排满革命”宣传，也对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就国学研究本身来说，他们也的确是悲观派，与乐观派比较，在旨趣和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我们还是拿梁启超和邓实为例：

       一、邓实说，他是因为见“欧风东渐，国学几灭”才提倡国学的，那么他提倡国学的目的是为抵制欧学，挽救国学。梁启超说，他劝导青年学习国学，是为使他们深悉国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输入适合中国需要的外学，“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外学的输入不仅不会使国学消灭，而且“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

       怎样处理好图新和保旧的关系，是两派分歧的焦点，从其他人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确有两派存在。例如周桂笙在《译书交通公会试办简章序》中说：“中国文学，素称极盛，降至晚近，日即陵替。好古之士，惄焉忧之，乃亟亟焉谋所以保存国粹之道，唯恐失坠。蒙窃惑焉：方今人类，日益进化，全球各国，交通便利，大抵竞争愈烈，则智慧愈出，而国亦日强，彰彰不可掩也。吾国开化虽早，而闭塞已久，当今之世，苟非取人之长，何足补我之短！然而环球诸国，文字不同，语言互异，欲利用其长，非广译其书不为功。顾先识之士，不新之是图，而惟旧之是保，抑独何也？夫旧者有尽，而新者无穷，与其保守，毋宁进取。而况新之与旧，相反而适相成，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吾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发明之效。此非译书者所当有之事欤？”（载《月月小说》第一号）

       林纾坚守古文阵地，以文言译书，但他在处理中西、新旧关系上并不保守，例如他在《洪罕女郎传·跋语》中说：“予颇自恨不知西文，恃朋友口述，而于西人文章妙处，尤不能曲绘其状。故于讲舍中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恣肆于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则异日学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或谓西学一昌，则古文之光焰Y嬉樱嗍獠晃饺弧Ｑ弥泄芙蠛毫矫牛值姥镲鸲甘冢烧呒染抡吒词欤现形鞫娜畚黄搜霞傅老壬蝗缡且?rdquo;

       他们显然都是乐观派中人。

       二、邓实说，“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特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国粹学报略例》）当时西学输入正如火如荼，他知道想阻止是阻止不住的，因此也不得不做些介绍西学的工作，但是有个限制，就是只介绍能“证明中学”的西学。实际上还是洋务派时代的“西学源于中学”和“中体西用”思想的翻版。梁启超则明确地表示反对学界“好比附”、“好依傍”、“名实混淆”和“以西学缘附中学”的习气，主张把“西洋思想”作为“真理”、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加以吸收。（参见《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三、梁启超认为，言文分离使“性灵之zF发所以不锐，而思想之传播所以独迟”，是影响中国进步的原因之一。他主张言文合一，并逐步使用白话。主张“觉世之文”“辞达而已矣”，“不必求工”，而“学理邃赜之书”当“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他对严复在翻译西书方面的贡献推崇备至，但是批评他“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断难索解”。而他自己作文则“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创立了风行一时并改变一代文风的新文体。（参见《新民说·论进步》、《小说丛话》、《绍介新书原富》、《清代学术概论》等）而邓实主持的《国粹学报》规定：“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近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国粹学报略例》）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国粹学报》就是为了抵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体而设立的，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说：“清代文字受桐城派与八股之影响，重法度而轻意义。自魏源、梁启超等出，绍介新知，滋为恣肆开阖之致；留东学子所编书报，尤力求浅近，且喜用新名词，文体为之大变。守旧者不以为然，乃创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等杂志，以期挽救。”

       四、《国粹学报》除文体纯用文言，拒绝通俗以外，研究亦多沿用古法，侧重于辨伪求真、稽古钩沉、考订阐释等工作，虽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有开掘，无发明，有保存，无创造，有发现，无发展，只留下了一堆和前代古书没有多大差别的历史资料而已。梁启超的国学研究，则采用较为科学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辛亥前的作品除《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外，他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子墨子学说》等，都堪称该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传记类作品，如《张博望班定远合传》、《赵武灵王传》、《袁崇焕传》、《郑和传》、《王荆公》、《管子传》，乃至《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南海康先生传》等，打破传统的纪传体裁，赋予新鲜的时代精神，为国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为后辈学者提供了好榜样。他的研究自然会有不少的局限和不足，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那个时代向学青年最好的导师。

       梁启超本人一开始就意识到并且毫不客气地宣称，他所进行的国学研究，是一项前人未曾进行过的工作，他说：“生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思想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那么应当怎样进行这项工作呢？他说：“凡天下事，必有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者所长。”我国的学术思想既如此博大而深赜，外国的学术思想亦同样灿烂而蓬勃，我们应当竭数十年之力，对于彼此的学问“一一撷其实，咀其华，融会而贯通焉”，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对国学歌之舞之，才有能力使国学发挥光大，继长增高。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没听说有人从事这项工作。前代学人限于条件，不必说了，今世所谓好学深思之士，则或者“徒为本国学术思想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或者“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所以也未见有人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于是，梁启超宣称：“区区小子，于四库著录十未睹一，于他国文字初问津焉尔，夫何敢摇笔弄舌从事于先辈所不敢从事者？虽然，吾爱我国，吾爱我国民，吾不能自已，吾姑就吾所见及之一二，杂写之以为吾将来研究此学之息壤，流布之以为吾同志研究此学者之筚路蓝缕。天如假我数十年乎，我同胞其有联袂而起者乎，佇看近世史中我中华学术思想之位置何如矣！”（《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2页）

       梁启超没有吹牛，他的希望也没有落空，他的筚路蓝缕之功得到后人的承认，联袂而继起者亦代不乏人。例如郑振铎指出：梁启超“是运用全新的见解与方法以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学说”，“在其中，《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作尤为重要：在梁氏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一部著作发见过；她是怎样简明扼要的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加以叙述，估价，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的‘中国学术史’（第二部的至今仍未有人敢于着手呢），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的将中国的学术思想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书。”（《梁任公先生》）胡适也回忆说：在中学时代，“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所以我最爱读这篇文章”。但是当时有几个章节他没有写出来，令人感到失望，“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四十自述》）